“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，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‘大名鼎鼎’，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。”

——埃德加·斯诺《西行漫记》

记者：1936年的夏天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秘密前往陕北苏区，要探寻“红色中国”。他采访了毛泽东和很多红军将领，后来在书中对您父亲的描写用了“大名鼎鼎”和“神秘”这两个词，他对这位出身贫苦的将领的身世非常着迷。有人叫他“泥巴人”，有人叫他“臭豆腐”“徐老虎”，甚至徐海东也不是他的本名，给我们讲讲您父亲的身世？

徐文伯：我老家是湖北黄陂县，我最早是1960年回去过，那时候他出生的屋还在，他烧的窑也还在。“泥巴人”就是做窑的，我们家七代都是窑工，父亲是第七代，做了11年的大水缸。做水缸很累，要很有力气，累的时候总要喝点酒来解乏，所以我父亲的酒量是比较大的。他参加革命以后也离不开酒，打仗的时候，警卫员给他背的水壶里装的都是酒。战场上不能说拿酒来啊，他就说拿水来润润嗓子，警卫员就知道了，就把酒拿给他。

我父亲家兄弟姐妹14个，父亲是老幺。他和我大伯的孩子一起出世，那在农村是不光彩的，我爷爷就准备把他淹死，我奶奶舍不得，就这样把他留下来了。上学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好打抱不平，看不惯就要讲，就要打，不管你是谁。后来，他打了一个大地主的儿子，私塾也不敢教他了，一共读了三年书，于是就开始了他的窑工生涯。

记者：其实徐海东并不是他的本名，为什么要改名呢，而且改了不止一次？

徐文伯：对，他原名徐元清，后来参加北伐改名为“少奎”，觉得“元清”不够革命的气魄。到1928年他搞暴动，家里人被杀，暴动没成功，为了表示决心，一定要把革命再搞起来，他改成“徐海动”，大海闹动，要像哪吒一样把大海闹动起来，后来人们听来听去，就听成“海东”了，都喊他“海东哥”，“海东哥回来了”，所以爸爸就干脆改成了“徐海东”。

记者：您父亲很能打仗，是当时第二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，在整个四方面军有“徐老虎”之称，但是“臭豆腐”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呢？

徐文伯：我记得陈再道叔叔给我讲：文伯，你知不知道关于你爸爸的民歌，他就唱起来了，“黄安有个赵次吾，麻城有个邱江埔，黄陂有个臭豆腐”。“黄陂有个臭豆腐”就是我爸爸，也是当地最早起来闹革命的，这三个人在当地广为流传。“臭豆腐”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我爸爸家里很穷，到10多岁了，还没有衣服穿，光着身子，一身泥巴，他的嫂子们看到他，说简直就像一个臭豆腐，就这样叫起来了。

参加革命以后，蒋介石就是不能消灭徐海东，打一仗败一仗，蒋介石就讲徐海东跟他的名字“臭豆腐”一样，粘了就甩不了。这个故事是陈赓叔叔跟我讲的。他说蒋介石讲这个“臭豆腐”就是惹不起，粘了就跑不了。

而且这个“臭豆腐”整个世界都知道。在东北，解放军最初的王牌部队，一支是三十八军，一支是三十九军，三十九军就是由爸爸的十五军团，就是原红二十五军，与刘志丹的二十六军、二十七军，合起来组成的。抗美援朝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美军39辆重型坦克一下子冲到三十九军阵地，结果一辆都没回去。这个部队美国人没有见过，后来他们一调查，就报了：三十九军，徐海东旧部，后面加了一个括弧，里面写“臭豆腐部队”。

“战场上是个凶老头，战场下是个好老头”

一天，彭德怀为斯诺引见了一位年轻指挥员，斯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：“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，脸涨得通红，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，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，大家不由得都笑了。”而这位羞涩的军人就是斯诺急切想要见到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——大名鼎鼎的徐海东。

记者：当年斯诺在去十五军团驻地的路上，到处可见国民党飞机散发的传单，上面印着：“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，当赏洋10万。”斯诺对徐海东的身世、性格非常着迷，我们现在看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的描写，眼前出现的便是一位羞涩、内向的军人，我们很想知道徐海东在战场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
徐文伯：我也是听他战友说：“战场上是个凶老头，战场下是个好老头，跟大家打成一片。”

我父亲这个人脾气暴，他讲自己的缺点是有军阀作风、脾气急。打仗的时候，不能讲第二声，叫你马上冲，你就得马上冲，你要搞慢了，他手里有一条马鞭子，“啪”就一鞭子，全军都知道他严格。

长征途中，有一次与国民党刚打了一仗，特别劳累，大家都睡觉醒不了。当时还下着大雪，马上要出发，吹号大家都没听见，他就着急了，他一个一个房间去找，他拿着一个棍子打出200多人，当时假如晚了，就全部被国民党抓了。还有一次在于家河战斗中负了伤，子弹从脸上打穿了，警卫员说：“军长，你负伤了。”他就很凶地说：“谁负伤了？”他怕影响军心，结果警卫员很委屈，明明是负伤了嘛，事后他就诚心地向警卫员道了歉。在下面他与全军打成一片，是个好老头。

我父亲负了9次伤，8次枪伤，1次是红枪会往屁股上戳了一枪。所以他身上有17个枪眼，17个洞，他洗澡的时候我就帮他数。他负伤多，所以知道负过伤以后需要什么，打完仗第一要慰问伤兵。有一次他负伤后正是年三十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，那时候心里非常难受。所以他打仗，所有的伤兵他都一一看到，全军上下特别敬重他。

1932年，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四次“围剿”，张国焘被迫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，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和第七十五师、第二十七师在苏区坚持斗争，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20万国民党大军和满目疮痍、日渐缩小的根据地。张国焘只留下一封信，指示军事方面由徐海东负责。

记者：在张国焘后来的自传《我的回忆》中对徐海东的评价非常高，因为他最终把红二十五军带到延安，并且途中还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，当时他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非常年轻是吗？

徐文伯：对，平均年龄18岁。红四方面军发展的人很多，而且在老苏区牺牲的人很多，所以后来参加的都是比较年轻的，前面死了后面上。当时红二十五军的战斗部队都是以18岁以下的战士为主，战士都很年轻，我母亲参加长征的时候才16周岁。所以，后来苏联也出过一本书就是《徐海东和他的童子军》。

他这个部队非常年轻，但很能打。二十五军有个传统，就是凡是来参加二十五军的，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怕不怕死，你要怕死就不要到我们二十五军来。

记者：当时国民党对各大苏区全力“围剿”，中央红军(红一方面军)、红二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全部被迫长征，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与中央几乎断了联系，是怎么决定北上的？

徐文伯：我父亲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一、四方面军在松潘会师了，后来交通员又送来消息，说中央红军过来了。我父亲和政委吴焕先就决定要去迎接中央，留下一部分人坚守鄂豫陕。红二十五军被称为第二抗日先遣支队，第一支队是方志敏，被消灭了，没有走出去。我父亲和吴焕先带着部队一直打到天水，还接不上消息。但是蒋介石看到这支部队挺强的，就连下5道命令，要先消灭 “徐匪”，再消灭朱毛，集中精力来打我父亲领导的部队。

父亲就跟吴焕先叔叔商量怎么办，我父亲当时讲了三策：迎接到党中央是上策，进陕北和刘志丹会合是中策，回陕南是下策。吴焕先问为什么回陕南是下策，爸爸讲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教训我们要接受，现在在我们的身后也有一条跟大渡河一样的泾水，你要渡不过这条泾水，就要全军覆灭，吴焕先同意了这个意见。但这时他们打到天水还没有迎接到主席，而且失去了联系，这样父亲和吴焕先决定先进陕北，与刘志丹会师。

记者：您父亲曾经多次病危，有没有撑不下去的时候？

徐文伯：在我的记忆中没有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很乐观。有好几次病危，他却反过来安慰妈妈、安慰我们。说人总要有一死嘛，这个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不能安慰他，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，不要哭，说好多同志牺牲了，刚才还在说话，一出门就牺牲了，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？

1945年，日本投降了，父亲讲我这个老病号把小日本给熬垮了。他总是这么乐观。他相信：总有一天我能站起来。

1956年，他被选为八大代表。这时爸爸在大连恢复得很好，能走得很远。到北京的第二天，主席打来电话要见爸爸，他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。爸爸下车，毛主席已经在门口等他了。毛主席那个院子很大，他们手挽手就这么样走进去了。

我记得当时爸爸还跟主席讲，他很惭愧，你给我的任务没完成。毛主席讲，不是你没完成，是你病了嘛。1956年开会，中南海他都能走进走出，那时身体确实是好转了。到1958年，他想试一试，看看身体到底怎么样，就回老家。到了武汉参观、回老家，因为心脏不好，又病了。本来他想跟主席讲要正式工作，但这时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……

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军人的尊严和荣誉在支撑着他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。1944年春节，新四军二师四旅，一个旅连以上的干部全都来了，200多人，好家伙，大炮仗，大竹子挑着20多挂炮仗；军号，一个连的军号吹着，来给爸爸拜年，全部到爸爸面前行军礼。爸爸起来，坐起来。这是 1944年的事情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非常壮观！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。全城老百姓都来看……

疾病几乎是在瞬间彻底改变了徐海东的人生轨迹，在经历过辉煌后他面对的是人生突然的寂静，而比他早年传奇更令人敬服的是他面对淡泊的平静。

逝去的岁月和往日的荣耀已经成为共和国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，这位战斗不已的战士仍旧顽强地前行，他敬献的是一位军人对祖国的赤诚